胡绳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一文中，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作了全新的评价。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到建设时期，始终存在着怎样正确认识和处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也就是用民粹主义思想还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去处理这个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处理得好，革命和建设就顺利发展，反之则遭受挫折。农民问题与资本主义问题是新民主主义理论最重要的两个方面。这一理论找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道路，同主张从小农经济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民粹主义思想划清了界限。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一条最重要的经验就是不能不顾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而追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提高，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关键。
钱钟书先生在给敏泽的一封信中曾说：“钱学之名，牵累弟不少，年来清静，破坏殆尽。”可见钱先生生前雅不喜“钱学”之称，这实际上也是先生对那些以研究“钱学”来邀名或以之为“敲门砖”的小人的深恶痛绝。敏泽在《论钱学的基本精神和历史贡献》（《文学评论》1999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钱学”确属一学，且在人文科学中是一种少有的奇特现象。“钱学”的基本特点可概括为博、大、精、深四个字，与两脚书橱之类的学者绝不相似；其学术精神是甘于寂寞，力反俗学，独行其是，不顾人非；其学术旨趣与贡献是打通了人文学科之间的界限和樊篱，打通了中西古今。
近代中国学术流派的产生与发展与地缘关系密切。桑兵在《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清代学术，以江淮为渊薮，影响及于民国。学海堂时期粤学地位上升，但南学之于岭南只能言藉贯而不能讲居处。浙人把持北京学术界的情形，持续到30年代。虽然章太炎派取代桐城古文家是历史的进步，但地缘垄断却阻碍了学术的进一步发展。以北大为中心的新文化派成为新风气的代表，针对北大派的种种议论往往被斥为守旧。南北学既有对垒，也有对流，清华国学研究院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南学北上的会合。南北学对流的结果，形成了现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格局。
史学界一直认为，中国经济中心南移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北方长期战乱，北方人南下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力和众多的劳动力。王大建、刘德增在《中国经济中心南移原因再探讨》（《文史哲》1999年第3期）一文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传统观点存在重大缺陷。北方的衰退与南方的兴起，根本原因在于南、北方人各自的行为模式：北人过度重农，古代农业达到一定程度后，发展速度必然减缓；过度垦殖，又导致植被严重破坏，致使天灾肆虐，农业发展受阻；南人诸业并重，农业、林业、渔业、手工业、商业齐头并进，终于夺得经济中心的桂冠。
北大校庆日原为12月17日，即京师大学堂开学的日子（1898年），1951年校方将校庆日改为5月4日，几十年来北大即在五四庆祝校庆。最近陈平原、钱耕森等提出异议，认为改校庆日是“开了个危险的先例”，引起麻烦与混乱。王效挺、黄文一在《北大校庆日定在五四是顺理成章的》（《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一文中说，北大校庆选择“五四”这个特殊的日子是合理的，并非什么“首创”和“先例”，也不是毛泽东“引导”的结果。中外历史上都有以特殊日子作为校庆日的，胡适、汤用彤等曾提出过这个建议。
一部文学作品的接受和传播决定于多种因素，有时可能是非常特殊的因素，明清时期的“西厢热”就是一个例证。黄强在《明清“西厢热”持续的一个重要原因》（《河北学刊》1999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明清文人向《西厢记》吸取艺术营养以资八股文的写作，是明清时期“西厢热”持续的最重要的原因。这种带有明显功利目的的借鉴，为《西厢记》的广泛传播营造了一个特殊的时代氛围。明清文人从这种独特的角度来解读《西厢记》，与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文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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